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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姓氏、籍贯和长期代际流动性(1645-2012)被引量：3: 2021年; 本文拓展了Clark et al.(2015)提出的用姓氏测算社会流动性的方法,以姓氏和籍贯的组合来识别精英,测算了中国核心区域不同时期的社会流动性。本文的发现是:第一,清代大部分时期的代际相关性较高(0.73-0.85),即社会流动性较低。第二,民国和新中国时期,代际相关性有所下降,但是幅度有限(0.65-0.75)。第三,现代中国的代际相关性,显著高于常规方法基于个人和家庭水平数据测算的代际相关性(0.3-0.6)。; 郝煜; 关键词：姓氏籍贯

分权的崩溃——清末财政摊派对附加税费和抗税民变的影响被引量：1: 2023年; 本文讨论了太平天国后建立的财政分权格局是如何在长期内走向崩溃的。同治年间的财政合理化改革使州县获得了与农业税正额成正比的附加税——钱漕盈余,以代替数额不明的非正式税费,用于州县的行政开支。然而,庚子事变后,为了应对激增的赔款和新政开支,中央政府破坏了财政分权,根据钱漕盈余的多寡向州县摊派其开支,迫使州县征收新的附加税费以应对其行政开支。利用1860—1911年的全国府级面板数据和清末河南省的县级截面数据,本文发现庚子事变之后田赋正额越多的地区,在提取钱漕盈余过程中承受的财政摊派越大,为维持政府运转征收的新附加税越多,引起的抗税活动也越多。由于缺乏对中央政府行为的制度性约束,更透明的地方财政收入反而使得中央政府更容易向下摊派其开支。结果,中央政府更不愿意发行以中央税入为基础的长期公债和纸币,从而延缓了向现代财政国家的转型。; 郝煜薛邦烁; 关键词：财政分权抗税

蒙住眼,因为剁手难——为什么清代不能建立合理化的央地财政分权被引量：1: 2021年; 马德斌在其《中国经济史的大分流与现代化——一种跨国比较视野》的"清朝的财政与国家能力分析"一章中指出,对君主专断权力缺乏制度约束导致了"双轨财政",制约了清代财政汲取能力的发展。本文通过对清代财政合理化改革的史实和相关实证研究的梳理,进一步强调政府间的可信承诺问题。; 郝煜; 关键词：中国经济史可信承诺财政分权跨国比较实证研究

基因,历史长期延续性和路径依赖的一个根源: 2014年; 经济增长的终极源泉是什么?地理、文化、人力资本还是制度?'都很重要,但都是内生的(包括地理,比如苏伊士运河)。'经济学家会这么回答。的确,最近20年的跨国面板计量史学,各路经济学家集谋篇布局之匠心、计量方法之机巧、数据挖掘之苦功,成功证明了:(1)控制了其他所有因素之后,因素x显著;(2)通过工具变量、历史自然试验、DID、regression discontinuity排除内生性之后,因素x对经济增长有独立影响;(3)作为(2)的推论,history matters:某个外生随机历史事件可能通过路径依赖永久性地影响经济增长。随着大部分好题材好故事被开垦殆尽,学者们就everything matters; Gregory Clark郝煜; 关键词：地理

中国姓氏人口的历史计量分析:典型特征、决定因素与作用机制被引量：1: 2022年; 中国姓氏人口中的大姓与小姓差异很大,人口高度集中于大姓。本文首次对中国姓氏人口的决定因素进行深入的历史计量分析,使用2012年中国汉族人口排名前500位的姓氏数据(占汉族总人口约99.8%),在大量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回归分析揭示了中国姓氏人口分布的典型特征。首先,中国姓氏人口的分布大致服从齐普夫定律,但也有明显偏差。其次,姓氏历史越久远,姓氏作为国姓时间越长,平均而言姓氏人口也越多。这些实证结果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包括控制姓氏的笔画、声调、是否复姓,使用子样本区分统一与分裂政权的国姓,以及针对国姓组与非国姓组进行倾向得分匹配。进一步,我们发现姓氏采用率(以姓氏起源数目与少数民族姓氏人口数为代理变量)与人口迁移率(以姓氏人口的地理集中度为代理变量)是驱动以上结果的两个作用机制。通过东西方比较发现,中国较高的姓氏集中度,其原因可能在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稳定性较高,文化延续性较强,而社会流动的制度性障碍较少。; 陈强刘春雨郝煜; 关键词：齐普夫定律地理集中度

中国姓氏人口的历史计量分析:典型特征、决定因素与作用机制: 2023年; 中华姓氏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随着几千年的人口增长,中国的姓氏数量与姓氏人口也不断增加,仅徐铁生编著的《中华姓氏源流大辞典》所收汉姓即高达10 523个。但中国不同姓氏的人口分布十分不均匀,大量人口集中于少数的大姓,从而“同姓率”远高于欧美国家。就汉族人口而言,2012年前100名的姓氏人口占汉族总人口的87.0%。而法国前100名常见姓氏仅占总人口的8.1%,美国前100名常见姓氏仅占总人口的16%。究竟哪些因素驱动了中国姓氏人口的巨大差异?; 陈强刘春雨郝煜; 关键词：汉族人口姓氏源流中华姓氏中国姓氏汉姓大姓

中华帝国晚期的一个政治经济学框架被引量：2: 2016年; 现有理论不能提供一个关于李约瑟之谜和大分流的完整和自洽的解释,特别是国家统治者及其代理人作为决策主体的关键作用被忽视。无法探讨前现代国家的经济扩张过程中,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精英招募制度(elite recruitment institutions)之间形成的"超稳定结构"。本文基于最近几年新政治经济学领域特别是国家能力方面的文献(Sng和Moriguchi,2014;Brandt,Ma和Rawsky,2014),旨在讨论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治乱循环和经济有增长而无发展背后的政治经济学机制。在一个朝代周期,中央集权的统治者,面临着日益收紧的民众造反约束,和皇帝官僚之间日益恶化的委托代理关系,不得不逐渐下调正式税率,腐败愈加严重,提供公共品的能力趋弱,最终走向财政崩渍和社会动乱。由于视野(vision)的短小、既得利益的阻挠以及外部竞争的缺乏,统治者解决财政问题和维稳问题的方法,不是积极投资于建立高效的国家征税能力,不是建立支持经济发展的非人格化的法律制度,而是消极的依赖和商业资本的恩主共生关系(patrimonial)解决临时财政危机,用科举制度调节国家内部各阶层各地域之间的利益关系。这一结构,只有在1840年以后,才在国内外压力下,不得不开始松动:政治层面从中央集权走向地方分权最后走向地方自治、器物层面从师夷长技走向鼓励工商实业、制度层面西方的法律制度和议会制度从通商口岸逐渐渗入内地、文化层面废科举办新学,迎来了"千古未有之变局",开启了至今尚未完成的现代化转型。; 郝煜;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大分流

强化国际交流,拓展学术视野——中美经济史学交流会综述被引量：2: 2014年; 2014年5月15日，中美经济史学交流会在清华大学成功召开。这次会议也是“清华-北大-南开-社科院经济史沙龙”的一部分，由清华大学市场与社会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中国经济史学会联合举办。来自国内外十多所院校科研机构的80多位教授、研究生与博士后与会。; 熊金武刘丛郝煜; 关键词：交流会学术视野

蒙住眼,因为剁手难——为什么大一统的中华帝国晚期越来越“轻徭薄赋”,也越来越腐败被引量：2: 2017年; 为什么在中华帝国晚期（以清代为典型），国家的汲取能力（正式税收占总收入的比重）日趋式微。而君主对建立一支高薪廉洁的现代官僚队伍和透明的征税制度态度消极，放任大小官员从附加税中获取他们的各种规费礼金，对“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听之任之？为什么在重大灾荒和外来军事威胁面前，国家诉诸于捐纳、报销和对官员商人的临时性摊派来为战争和赈灾融资，而不是通过公债市场在时间维度上平滑国家的财政开支？; 郝煜; 关键词：轻徭薄赋大一统腐败征税制度军事威胁财政开支

蒙住眼,因为剁手难——为什么大一统的中华帝国晚期越来越“轻徭薄赋”,也越来越腐败: 2017年; (一)问题和文献综述为什么在中华帝国晚期(以清代为典型),国家的汲取能力(正式税收占总收入的比重)日趋式微,而君主对建立一支高效廉洁的现代官僚队伍和透明的征税制度态度消极,放任大小官员从附加税中获取他们的各种规费礼金,对'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听之任之?; 郝煜; 关键词：合法收入附加税可信承诺中华帝国养廉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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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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