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研究的战略协调性、长期积累性、前沿创新性、科技人才聚集性等特点,为开展科学传播带来保障国家战略需求、做好统筹协调、保证完整延续、确保信息传递不失真等挑战性议题。本文基于“对话理论”主体认知差异性、主体身份自主平等性,话语转译有效性、结果的应答与交互融合性四个核心要素,分析了当前四种科学传播路径的利弊。结合基础研究科学传播对中国式现代化固基赋能重要地位和科普现代化政策落实要求,提出在公众科学意识彰显、参与政府决策更为主动的现实背景下,政府统筹推进、科学共同体主动作为、内外传播团队协作融合、公众积极回应将共同构成基础研究科学传播的优质生态。其中,内外传播团队协商同构是值得推荐的新融合模式。本文对基础研究资助机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U.S.,NSF)、英国国家科研与创新署(UK Research&Innovation,UKRI)、美国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U.S.,NASA),大型基础科学工程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ivehundred-meter Aperture Spherical Radio Telescope,FAST)、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nternational Thermonuclear Experimental Reactor,ITER),基础研究承研组织/团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家团队、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的科学传播实践进行解析,印证优质生态与融合模式塑造意义。文中提出了对基础研究资助机构的四点建议:从机构与制度建设层面推进科学共同体内生传播团队建设;强化科学家媒介素养培训的体系化与精准化;加大对外部专业科学传播团队建设联动与服务赋权;提升科学传播管理职能权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