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来,迻译西学不仅是中国社会汲取新知的主要途径,更成为国人表达文化立场的一种重要方式。温彻斯特《文学评论之原理》(Some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在1920年代初被译为文言出版,固然与仿效西学模式的文学概论课程在国内大学的开设直接相关,但根据对原著与译本的细致比较,以及对其翻译过程的语境还原,这个译本还负载了更丰富的文化信息:它不仅体现了学衡派的文化选择,也实际介入了当时中国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之争;该译本是翻译与改写的结合,它对原著的文学事例进行了大量置换并增加了译者的阐释,频频调用本土经验去填充外来理论。此举虽有助于降低读者的接受难度,有助于探索中西文学的共通性,但也忽视了两种文学传统中那些不可通约性的因素,有误读、同化外来知识之弊。这两方面都显示出译介主体的文化选择和立场在译本中得到强有力的表达,使原著在译介过程中产生明显的意义变化和意义增殖。该译本及其在文学教育中的运用,是西学影响现代中国的文学知识生产的生动实例,而它有限的影响力则证明了中国在输入西学时往往把社会对文化资源的现实需求作为选择的首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