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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3CZS026)

作品数:9 被引量:38H指数:4
相关作者:马建标林曦更多>>
相关机构:复旦大学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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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领域:历史地理政治法律经济管理更多>>

文献类型

  • 9篇中文期刊文章

领域

  • 8篇历史地理
  • 1篇经济管理
  • 1篇政治法律

主题

  • 3篇五四运动
  • 2篇研究系
  • 2篇清末
  • 2篇清末民初
  • 2篇民初
  • 1篇电信
  • 1篇电信网
  • 1篇电信网络
  • 1篇段祺瑞
  • 1篇养成
  • 1篇战争
  • 1篇张元济
  • 1篇政商关系
  • 1篇政争
  • 1篇政治
  • 1篇政治参与
  • 1篇直皖战争
  • 1篇亲日派
  • 1篇曲折前进
  • 1篇权势

机构

  • 9篇复旦大学

作者

  • 9篇马建标
  • 1篇林曦

传媒

  • 2篇复旦学报(社...
  • 1篇近代史研究
  • 1篇晋阳学刊
  • 1篇安徽大学学报...
  • 1篇安徽史学
  • 1篇南京社会科学
  • 1篇学术月刊
  • 1篇安徽师范大学...

年份

  • 1篇2019
  • 1篇2018
  • 6篇2017
  • 1篇2013
9 条 记 录,以下是 1-9
排序方式:
媒介、主义与政争:五四前后吴佩孚的崛起与权势转移被引量:8
2017年
从1918年8月到1920年8月的两年间,吴佩孚实现了从"北洋师长"到"政治领袖"的身份转型,而这一转型,除了吴氏拥有的军力因素之外,还与其借助大众媒介的宣传造势有关。也就是说,吴佩孚是通过"公电"媒介来传播他的"民治主义"、"民族主义"、"和平主张"而获得社会舆论的支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语境下,吴佩孚应时而动,通过大众传媒将自己打扮成一个反对"军阀主义"和重视民意的爱国军人形象,而将段祺瑞、徐树铮为首的皖系军阀作为对抗五四新潮流的"反面对象",予以尖锐批判。在与皖系军阀的政治较量中,吴佩孚高举反日爱国的民族主义旗帜,获得了政治斗争的话语权,并最终通过1920年的直皖战争打败皖系军阀,实现了他的政治优势与军事优势的双结合,完成中国政治权势从皖系到直系的转移。
马建标
关键词:吴佩孚直皖战争媒介
五四时期恽代英国家观念的养成及其救国实践被引量:3
2019年
恽代英早期成长经历正值近代中国发生转型的阶段.在此阶段日本一举成为东亚的霸主,中国则陷入列强瓜分的危机之中.由中日冲突而引发的中国民族存亡观念,在清末民初的教科书中以“反日思想”的样貌呈现出来,而恽代英就是在这种“反日教科书”的熏陶下成长为一个致力于拯救国家危亡的爱国志士.从一战到五四期间所发生的排日运动,恽代英都参与期间,在此过程中,他的民族思想和国家观念趋于成熟.在五四运动期间,恽代英的目标已经不再局限于“反日”,而是把“日本”作为中国的“救亡之具”,通过传播日本的侵华故事来弘扬爱国主义观念,启蒙大众.在启蒙与救亡之间,恽代英的“日本观念”是矛盾的,但在实际的救国实践中期矛盾的日本观念却又奇妙的统一起来.
马建标
关键词:恽代英五四运动
宏观文化抉择与政商关系经营——张元济与清末民初商务印书馆的曲折前进被引量:1
2017年
商务印书馆奠基于晚清末年,崛起于民国初年,到五四运动时期,商务印书馆已经雄踞于中国印刷业的垄断地位。商务印书馆的发展过程,正值近代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实现国际化的关键阶段。以张元济为代表的商务印书馆负责人,意识到近代中国的国际化首先是东西方各民族的文化精神产品的交流与共享,只有如此才能打破本民族的闭关自守的状态。这种使命感确立了商务印书馆在清末民初的运作逻辑: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国际化运作逻辑;与政治保持适当距离的商业化运作逻辑。在政商关系的处理上,商务印书馆在清末民初构建了一个比较强大的权势网络,这个权势网络的核心力量是北京教育部、北京大学和江苏省教育会。
马建标
关键词:张元济
近代外交的“通信变革”——清末民初国际宣传政策形成之考察被引量:1
2013年
清末民初的国际宣传活动得益于两个历史条件:其一是晚清时期所形成的国际电信网络,这促使中国在政治、外交、军事等领域的信息传播方式发生巨大的变革,也改变了时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观念。其二是民初出现了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外交决策群体。北京政府在一战之后已经把国际宣传政策提上议事日程,并在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上推行积极的宣传计划。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国际宣传效果非常有限,但由此折射出来的国家认同意识却是引领中国走向国际社会的精神动力。
马建标林曦
关键词:电信网络
“道德救国”: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的政治参与被引量:1
2017年
1917年初,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在任期内实施他的"学术救国"与"道德救国"理念。蔡元培对北大师生的道德革新,虽然主观上没有鼓励北大师生参与政治的意图,却在客观上养成了北大师生的参政意识。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仅促进了国际和平潮流的出现,还激发了以蔡元培为首的北大师生的参政热情。至此,蔡元培对北大的"道德革新"运动与一战后的国际和平运动形成互动,进一步促使北京大学介入政治领域。五四运动前夕,蔡元培一度尝试让北京大学远离政治纷争,但是学生参与爱国运动已经成为新的时代潮流。为此,蔡元培与时俱进,对学生界提出一个新的政治口号: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
马建标
关键词:五四运动政治参与
国家之敌:1918年的反对中日军事结盟运动
2017年
1918年春,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第三次出任国务总理,随之与总统冯国璋发生冲突,引发新的"府院之争"。在外交上,段祺瑞政府奉行亲日政策,与日本进行秘密的军事结盟活动。段祺瑞的亲日政策旨在巩固皖系军阀的势力,却有损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冯国璋担心皖系的强大会削弱直系的力量,故而他将段祺瑞政府正在进行的中日军事结盟秘密谈判"泄露"出去,立即引发学生界领导的反日运动。此次反日运动表明,学生界已经充分意识到日本是中国的"国家之敌"。而段祺瑞政府则继续奉行亲日政策,与学生界的反日立场针锋相对。此次反日运动虽然昙花一现,却为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在思想、组织和舆论上进行了良好的预备,堪称五四运动的前奏。
马建标
关键词:段祺瑞
暧昧的联合: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与研究系被引量:5
2018年
五四运动前,梁启超领导的研究系与北京大学新派师生一度实现了较为密切的合作,双方还建立了跨界的社团组织,如北大校长蔡元培参与了研究系发起成立的和平期成会;另一方面,研究系的《晨报》为北大师生提供发表平台,声援新文化运动。研究系领袖梁启超信奉"人类是政治动物"的原则,认为学生参与政治运动是天经地义。研究系利用北京大学发起五四运动,是一种有目的的政治行为,其意在重组内阁。但是,五四运动爆发之后,皖系和日本在华媒体披露研究系是五四运动的幕后黑手,促使研究系内部的瓦解。为求自保,熊希龄在五四运动之后立即与研究系脱离关系,试图挽回其已经被"污名化"的公众形象。为了维护北京大学的名誉,蔡元培、胡适为代表的北京大学新文化派教授群体也有意疏远研究系,并与其划清界限;其结果,就是1922年5月14日,以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等北大教授为主体而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耐人寻味的是,这篇宣言不仅号召"好人"为实现"好政府"而奋斗,还特意把梁启超所代表的研究系排斥在外,由此引起梁启超、林长民等研究系人士的强烈不满。
马建标
关键词:五四运动研究系
塑造救世主:“一战”后期“威尔逊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被引量:13
2017年
"一战"后期,威尔逊主义在中国大行其道,成为中国知识界和媒体界最受欢迎的外来思想。威尔逊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广为传播,既是因为威尔逊总统的救世理念契合了"一战"时期中国人渴望和平民主的心理诉求,同时也与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和留美知识精英的努力提倡有关。以蒋梦麟为代表的留美派学人利用商务印书馆、江苏省教育会和北京大学等文化传播平台,大力推销《美国总统威尔逊参战演说》,为威尔逊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竭尽所能。对中国而言,威尔逊主义的民族自决原则是最具吸引力的。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夕,北京政府徐世昌总统、研究系梁启超、北京大学的新文化派以及西南军阀等,从各自的利益出发,竞相以威尔逊主义为旗帜,发起和平运动和国民外交运动。质言之,威尔逊主义成为五四运动的一个外来的重要源动力。
马建标
关键词:研究系
历史记忆与国家认同:一战前后中国国耻记忆的形成与演变被引量:13
2017年
自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发生之后,北京政府、革命党以及社会各界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二十一条"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记忆"保存价值。北京政府保存此国耻记忆,既有免责之虑,也有捍卫其统治合法性的功利性诉求;革命党将"二十一条"国耻记忆用来证明北京政府的卖国行为,以便进行革命动员;一般新闻出版界则借此刺激民族主义消费,寻求国货消费的合法性。五四运动期间,"二十一条"国耻记忆向卖国贼国耻记忆演变。由巴黎和会外交失败而凸显的民族危机与国内激烈的派系竞争纠缠在一起。在此语境下,国耻记忆扮演着对普通民众进行救亡启蒙的社会角色。在这一国耻记忆形成与演变的背后,蕴含着时人关于如何救亡的集体潜意识,即加强民族内部团结,才是自我拯救之路。
马建标
关键词:国家认同亲日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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